本文是2020年7月7日写给一位同志的信。为便于公开，信中提及的朋友以字母代号代替。
同志：
你好！兰州已然进入七月酷暑的时节，燥热难耐；听闻彼方进入梅雨季节，不禁感叹，“山川异域，风月也并不同天”。万望珍重、一切顺利。
之前在电话中聊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因为通讯质量不佳，没有听得很清楚；同时，也囿于环境条件，不能有什么更深入的交流，所以最终决定还是用文字的形式来交流。说话常常会不经过大脑思考，但是写下的每一个字，都经过深思熟虑。
Y和W失和一事，我忘记是否给你讲过了。他们两人一开始是因为学术（理论）上的问题而发生争执，谁也不能说服谁；后来又因为其他琐事，导致矛盾进一步发酵，两个人的关系就崩了。在这里，我就不过多地去评判“失和”这件事，而专门把那个“理论问题”提出来，作为这一封信的楔子。
他们争论的焦点是“社会主义是否需要中央计划”。W秉持的是比较传统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苏联、中国等国家开辟的马克思主义道路）观点，“中央计划”与传统语境上的“计划经济”基本上同义，全国经济一盘棋，由一个中央计划部门来制定生产指标，然后由各个国有企业按照指标进行生产。这种经济制度在历史上被成功地建立起来了，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经济制度最终还是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基本特点之一就是政府几乎不干预经济的运行而放任资本主义的因素肆意生长发展。
对于计划经济的失败，现代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不少泛左翼的经济学家）在思考其原因以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当再一次建设起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选择也么样的经济制度呢？——按照传统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观点，旧计划经济的失败大致上可以归结于这样几点：越发展越僵化，经济制度并不适应生产力水平，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噬等。而一大批新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更多的不是去找外界的原因，而是去探讨“中央计划”本身是不是有问题——一则，全国的经济核算统一到一个中央部门，本身从主观上判断也不甚合理，现实非常复杂（据说，苏联的国民经济学教科书非常难、厚，培养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非常不容易，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中央计划”核算的困难；中国甫一建国便派人去学习，结果只学了一点皮毛回来）；二则，这样的“统一”实际上是经济上的集权，不能够体现社会主义高度民主的特点（这点似乎在政治制度上也有体现）。
因此，新观点就从改造“中央计划”的角度来讨论，有“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下也可以存在市场（似曾相识）；也有“民主计划”——把经济核算的单位下放到行业、工厂等，由工厂工人委员会（自治）决定生产计划，或者是由同一的行业委员会来讨论生产计划；也有“互联网技术计划”——通过功能强大的互联网，调研实际的需求，然后以此为标准制定生产计划。当然，每一种理论都有详细的长篇大论，我只是简单地总结一下。
最后，Y和W的争论没有结论，Y虽然对“中央计划”表示怀疑，但是也没有明确地说自己支持“市场社会主义”还是“民主计划”或者其他什么新理论。我个人而言，大致上和Y的观点一致。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在发展中，各种理论会走上台面，经受讨论和检验，有的被淘汰，有的进入待定区，有的被证明行之有效而化而用之。
但是，我也说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也不一样。物理学实验做错了，换个条件，改正错误，再试试，总会做对的，无非是多花一些人力物力；社会科学实验的后果是严重的，其影响的不是一两个人、一个课题组，而是整个社会的全体成员。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代，我们也没有机会去做什么社会科学的实验（在这里是“计划经济”）。但是和自然科学一样，我们可以推导（只不过一般没有公式方程之类的），去推测某种经济制度会有怎样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做的就是理论溯源，从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出发，弄清楚“为什么”和“怎么办”。
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其具有的基本特性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资本主义的母胎中孕育——也就是说，社会主义什么样，应该回到资本主义制度去看。我们都清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社会化的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工厂内部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对于前者，我们能够直接看到的就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社会主义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的一个任务就是要消灭这种剥削和压迫，因此也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和私有制（同时，作为对立的无产阶级也就被消灭了，所以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消灭阶级”），这一点，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内，基本上都做到了，旧有的私人企业被改造成全民所有制企业或者集体所有制企业，一部分人凭借资本而剥削另一部分人的剩余价值的这种现象在一定时期被消灭了，这也就成为了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特点之一：消灭了剥削制度；另一方面，对于“工厂内部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我们能够直接看到的就是屡次发生的经济危机，因为这一矛盾的作用，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每一次经济危机的发生，都对生产力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同时也伴随着普通民众的失业、破产和痛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会有“经济计划”这样的理论产生，即对整个社会生产进行统筹安排，以消灭其无政府的状态，进而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产生。在历史上，计划经济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苏联和中国也没有发生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的经济危机（当然，这并不是说就没有其他危机了，事实上，在这种经济体制下，诸多问题也是存在的，而且最终导致了计划经济的解体）。
上边的罗嗦的赘述，主要是想表达这样的一个观点：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应该是要就资本主义存在的某一些问题而决定。但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是不是就只有唯一一条呢？十月革命发生后，列宁同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甚至连“消灭剥削”的政策都没有着急推行，而是推行了诸如“新经济政策”这种带有很强的资本主义色彩的政策；他在那个时候，更看中的是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当然后来，在新的苏联领导人的主持下，推行了全面的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这个例子看起来有点迷糊，“新经济政策”也好，“斯大林主义”也罢，其结局都显得有些不明朗。另一个更具体形象的例子，仍然要回到资本主义去谈。资产阶级在夺取统治权力过后，没有把美国的经济制度当作唯一的教条，美国自己有罗斯福新政，欧洲各国推行福利政策，20世纪末新自由主义又风靡一时；没有哪个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在指责非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路线错误”，因为尽管政策不同，但是它们的内核都是一样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这一内核没有任何改变。各种政策无非是孙悟空的“七十二变”，目的就是为了打架能赢（在这里是为了维系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说孙悟空变成了牛魔王，孙悟空就不是孙悟空了。
曾经的中央计划经济和集体化、国有化政策，是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一种方式，但是是否又是唯一方式呢？生产资料私有制固然必须被消灭，但是其对立面是否就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是国有制）呢？工厂工人集体所有制可以吗？某一地区的人民群众所有制行吗？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须被消灭才能避免经济危机，那中央计划是否又是唯一方案呢？“市场社会主义”有没有可能？“民主计划”和“互联网技术计划”是否行得通？这些问题我答不上来，我也无法给出一个准确的回答，因为我水平也有限，只能往这个方向思考，而不是给出结论。也就是说，传统的方案被证明存在问题，我们不可能再不假思索地全盘照搬。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只要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消灭剥削的、消灭经济危机的方案，我们都要去考虑、去研究，如果在一开始就因为“路线问题”，把与传统观点相悖的理论视作“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这就是典型的教条主义（也就是“本本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幻想伟大的导师提出的任何理论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践行“拿来主义”——这是错误的“先验论”的方法。
同理，我们之前在电话中谈及的关于“先锋队”的内容也是一样，先锋队理论只是一个小的方面，其属于一个大的领域就是革命的策略。那么先锋队理论只是属于革命的策略呢还是又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呢？先锋队理论的具体内容也是比较丰富的，包括先锋队的性质和建设、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等若干内容，先锋队理论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联革命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都离不开革命的领导政党（事实上的先锋队）。所以，传统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先锋队理论是列宁同志提出来的、具有普适性的、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之一的理论；因此，在现在的实践中，也必须有一支先锋队来做理论、宣传、鼓动工作，并进一步地领导革命。
这里引用一大段之前写的材料中的关于先锋队的文字：
无产阶级革命中，先锋队（共产党）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在无产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实践中，无产阶级因自己的生活环境、个人认识等原因导致革命觉悟有高有低，其中涌现出来的无产阶级中觉悟最高、思想最进步、最具有革命性而能够引导革命方向的那群人，称为先锋队。
这个先锋队有不同的名字，在俄国革命中它叫做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在德国革命中它叫做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同盟），在马克思的文献中以及最广大的斗争和革命实践中，它叫做共产党。
共产党（先锋队）的诞生，是无产阶级斗争和革命的必然要求，当斗争和革命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时，自发的、无组织的斗争和革命就意味着：在组织上，无产阶级的运动落后于资产阶级的团伙一大截。因此，无产阶级中产生的先锋队，就应该成为并且会成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一方面，共产党根据运动发展的情况，确定党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纲领，制定路线和斗争策略，以求整体事业的向前推进；另一方面，共产党应有着理性、冷静的头脑，以避免群众运动的盲目性和激进性，保卫无产阶级群众不作无谓的牺牲，确保无产阶级运动的有生力量得到保存。
共产党人来自于无产阶级，共产党人和其他政党不一样，共产党人和自己的基本盘——无产阶级——不是相互利用关系，而是一体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代表他们（人民群众）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共产党人本身就是无产阶级，只不过是用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共产党没有自己的政党利益，它的利益就是无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
共产党的纲领，是党自身的生命，也是无产阶级的诉求，共产党制定切实可行的、完备的纲领，在纲领的指导下贯彻民主，保证和无产阶级群众的血肉联系，确保无产阶级政党不变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不是凌驾在无产阶级之上的官僚机构，而是全体无产阶级“派出机构”和服务机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斗争和革命中冲在最前边的一群斗士，是值得无产阶级信赖的先锋战士。
无产阶级既然基数庞大而思想认识各异，往往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流派，各地区各行业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和革命也往往带有独特的和片面的色彩。为了团结无产阶级，把斗争方向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共产党就发挥着这个作用。列宁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
“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共产党作为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在无产阶级斗争的过程中，它都发挥着维护无产阶级的权利、组织经济斗争、政治斗争、议会斗争和舆论斗争的作用，例如成立工会和工人武装，代表无产阶级参加议会选举和创办工人刊物等。共产党人的目的和无产阶级的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组织成为形成为一个团结的、整体的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现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
当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先锋队应当把自己的特殊身份消灭，而像自己出生时那样，回到、融入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中去。先锋队和历史上一切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不一样，他们不是为了“打天下、坐江山”，不是为了以新的统治者取代旧的统治者，不是为了革命胜利之后能分得杯羹、混上一个“革命政府”的部长、委员职务。无论是民主的要求、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都不允许有一个凌驾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上的少数特殊利益群体存在，无产阶级不允许，无产阶级革命也不允许，作为进步的先锋队自己也不允许。因此，进步的、合格的先锋队，在革命胜利后，要做的重要一件事情就是：把在革命特殊时期采取的一切不民主、不利于无产阶级和人民自治的政策、制度废除，最终实现消灭先锋队（即共产党自身）的历史使命。毛泽东同志指出：“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1949）
这是我对先锋队的认识，虽然这是2018年写的材料，但是到目前为止是没有变化的。先锋队不是先锋队自己要求自己形成的，也不是某一两个人临时起意、一拍即合而形成的，更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无产阶级的斗争和革命实践中孕育的，是先进工人团结的必然要求。
但是为什么我又说自己也倾向于“无政府主义”“去中心化”的观点呢？固然有当时在电话中的一时口嗨，但是也是有一定的原因的：我支持先锋队，我也警惕先锋队。
在2018年写的材料里，可以看出，我（也不仅仅是我一个）认为先锋队的历史使命之一就是消灭先锋队自己。但是，这真的现实吗？历史上的先锋队真的做到了吗？我觉得答案是“不”。
描写托洛茨基的传记《先知三部曲》中有这样的几段话来描述俄国革命中先锋队的角色：
由于党以自己的名义代替了无产阶级，因此党同时也用自己的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不再是工人阶级的统治了，成为苏维埃有机成分的工人阶级已经把权力委托给布尔什维克，尽管在宪法上他们仍有权罢免布尔什维克或者把他们从政府机关里召回。无产阶级专政现已变成了布尔什维克独占统治的同义语了。
最后，他们——托洛茨基也一样——事实上以自己的党取代了工人阶级。他们把自身的意志和思想等同于他们相信是属于朝气蓬勃的工人阶级——如果这样的工人阶级还存在的话——的那种意志和思想。他们惯于把自己视为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的作风使这种包办更加轻而易举。
“首先是党组织(秘密会议)以自身取代全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以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以自己取代中央委员……”
这种描述在事实上是发生过的，所以我不会相信下一次革命时，先锋队会“自废武功”，进而不“包办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被包办，进而实际成为“无产阶级政党专政”，其便失去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想必你也在《国家与革命》中注意到——新型的、高度的民主。这种情况下，所谓的“民主”恐怕更像是中国古代的“民主”的定义，即先锋队成为“民之主”了，其会包办“种族、民族平等”“妇女解放”“消灭剥削”等等若干进步运动，同样，其施政也会因为先锋队的人员、理念的变动而变动，先锋队内部的路线分歧会影响整个社会（这种影响往往很坏）。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警惕先锋队。
先锋队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之一，这一点我是赞同的，但是先锋队以何种形式出现，在什么时候消灭，这些是应该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去思考、完善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被批判了很多年，批判的也都对，妄图一夜之间消灭一切制度，而完全代之以民众的自治，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在现代进一步发展先锋队理论的过程中，是不是也可以吸收一些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因素呢？巴黎公社革命时期，巴黎公社中的相当一部分委员是无政府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仍然热情地讴歌巴黎公社的开创性和伟大，列宁、罗莎•卢森堡和毛泽东等若干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也没有因为巴黎公社有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组织、参与而对其进行批判。无政府主义在政治光谱上也是左翼（而且普遍认为是极左翼的），所以吸收一些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只要它正确，就并非是什么不得了的大错，革命胜利之后，可以取消一些什么、保留一些什么，都是值得商榷的。“去中心化”这个名词你应该也听说过，这是托派的观点。一方面，“去中心化”要求一个团队取消核心，进而避免形成一个事实上的权威，这是合理的（不过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怎样去操作是可以考虑的）；另一方面，退一万步讲，托派和传统东方马克思主义的“亲缘关系”比无政府主义要近很多（无政府主义者连马克思也要批判，托派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托派也认为需要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只不过他们认为这一时期不一定只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多党制，“左派反对派”的存在也不是什么离经叛道、也不应该悬为厉禁（这是“去中心化”的一个体现）。
这段时间，美国反对种族歧视的“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M运动）如火如荼，西雅图的社会主义者（托派）和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大量没有什么特定政治立场的群众，占领了几个街区，成立了“西雅图国会山自治区”，公开资料显示，“自治区”正是贯彻了“去中心化”的观点的，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认为，这一“自治区”的成立以及较长时间内的维系，说明“无产阶级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或者至少说明某一种主张的实践并非是不可能的。当然，到此时此刻，在特朗普的施压和暴力机关的镇压下，“自治区”已经被驱散了。
这至少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1）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运动似乎不会带来非常严重的镇压，但是在暴力机构面前，“和理非”只是蚍蜉撼树，“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2）“自治区”没有组织自己的生产线，就算不被强行驱散，只是包围封锁，不过数日或数月，便会弹尽粮绝，试图仅仅从上层建筑上着手进行社会的变革，是不可能的；3）警方强行介入、驱散的官方理由是“自治区内发生了多起枪击案”（如果这算“正规理由”的话，美国政府应该被解散一千回了），但是面对枪击案，“自治区”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或者惩治，预防需要纠察队（或者人民自治的武装），惩治（或审判）需要一个权力机关（在“去中心化”的环境下，人民大会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公开资料显示，关于这两者，“自治区”的组织都是不成熟的（纠察队应该是有的，不过似乎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有乐观的同志把西雅图的“自治区”当做“当代的巴黎公社”，这是太抬举它了，“自治区”的一切都不如巴黎公社成熟，甚至连巴黎公社的原则——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都没有做到，“自治区”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不需要掌握任何国家机器，大家自由自在地生活吧”，强敌环饲，单枪匹马，难道靠上帝来保佑“自治区”吗？而部分批评者竟然和特朗普一个套路，批判“自治区”是“无政府主义暴徒”的杰作，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支持群众运动是一个左派的基本修养，哪怕群众运动是不成熟的、片面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问题，面对“自治区”也是一样，美国近年来的群众运动，从“占领华尔街”，到这次全美开花的BLM运动，再到西雅图一隅的“国会山自治区”，都有着不同的特点，而其中体现出来的局限性和多样性尤其值得我们去研究。道路有千万条，我认为不可能只有一条道路能够到达终点，有的道路确实是错误的，但是有的道路可能会越走越宽，最终殊途同归。
先验地、而不是实践地、发展地去看待理论和运动，动辄以“路线错误”来“开除”人，可以算作是传统左派的痼疾了；而现在，就算被人视作“缝合怪”，我也希望能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看身边的同志，而千万不要把他们越推越远；道路也是一样，我希望能睁开自己的眼睛，看的远一点、看的清楚一点、看的深刻一点。
以上就是最近的一些想法，主要还是针对之前和你在电话中的讨论。为什么不用手写本信呢？因为一开始实在没有手写的条件，办公室和宿舍来来往往的都是人，唯有夜深了，在床上用手机码字比较方便。结果没想到越写越多，成了裹脚布。同志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倘没有那一通电话，也就没这么多文字；而在敲一个一个字的过程中，各种想法、思考又涌上心头，如何去组织语言、行文和逻辑结构，都非常锻炼人。
不得不说，兰州的夏天真的太难熬了。我真的想回到故乡享受一下连日的阴雨。前几日，有好友寄来土豆种三个、花盆一个、有机土若干，两周过去，土豆发芽，茁壮成长，只是似乎在宿舍里缺乏阳光，叶片不是很伸展。
这封信前后写了有一周，战线很长。
上周Z也收拾行囊，离开了兰州；许多岁月过去了，许多故事也过去了，有些会忘记，有些不会忘记。我时常想起当年在一起的集体生活，哪怕只是一起吃着馒头咸菜，只是挤在逼仄的小屋；有时又行走在夏村的夜里，与清风、明月和古城为伍，谈论着不切实际的理想，甚是幸福。
希望远方的同志能身体健康，稳扎稳打，永远前进。
致以红色的敬礼！
夏村宣
2020年7月7日